剧场还原女佣的真实生活

香港有三十五万外籍家庭佣工,每个星期日她们浮现街头,偶尔成为新闻主角,绝大数日子隐于工作中,生活境况也不为人所知。到底她们与这个城市、雇主的关系如何?天台制作把外籍女佣真实的工作和生活状况搬上舞台,探讨复杂的权力关系。

将心比己 关注外佣问题

与外佣一样,《不是女僕》的导演艾浩家也是外籍人士。几年前来港时,他与同剧的另一名导演李婉晶搭巴士从上环往九龙,沿途经过中环时见到许多外佣聚集。艾浩家很惊讶,问李婉晶那是所为何事。「星期日才会在公众地方见到如此庞大的菲律宾人口,平日他们是隐形的。」他指,作为一个外地人想像香港的人口时,没有包括这部分;同时,他感到自己来自英国的身份,受到比外佣更好的待遇,「社会的接纳和法律的待遇完全不同。」所以,自此他开始关注外佣的议题,希望利用自己的优势让外佣与本地人沟通。

土生土长的李婉晶则由那时开始,思考本已习以为常的状况。「青少年阶段,家中已请工人姐姐,我很习惯家中有人料理家务。」曾到外国读书,到朋友家参观,她看到朋友的妈妈衣着端庄,便以为如此整齐的家居环境定必假手他人。「原来怎样处理家务,已是很不同的概念。」李婉晶反思道。

他们一直想做关于外佣的剧作,适逢一条裤制作举行「戏剧与社会:纪录剧场节」,便以这个题目参选。「纪录剧场能更真实地呈现这个议题。」艾浩家说。

不平等关系 生活中普遍

除了家访外佣和佣主家庭,他们寻访学者、记者、社运人士、中介公司、教会,以及关注外佣的非牟利团体如Help for Domestic Workers和法援组织如Mission for Migrant Workers,又翻看政府官方文档、学术文章。透过翻查资料,阅读学术文章,李婉晶惊讶权力架构合法化雇佣不平等的关系,当中影响所及远比她想像中复杂,也促使她反思以前的经历。

「我以前分餸给外佣姐姐时,我不会夹一件自己想食的肉给他,只会选一件少肉的,你知道自己不对,但你会照做。」李婉晶说。不单单是工作状况下不平等,这种雇主控制、高人一等的意识形态深入生活各个层面。「有时雇主忽略了权力架权,除了不让女佣放假,虐打外佣,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发生。」光怪陆离、闻所未闻的事也会出现在《不是女僕》中,如其中一个受访女佣住在酒店服侍雇主一家和一只小狗,女佣需要避过保安的眼光带狗到街上散步,然后又要很鬼祟地送回酒店房间。「为何外佣姐姐来香港需要上课,但雇主又不用。其实当外佣进入一个家庭,整个家庭不同了,是否懂得指派别人做事,就懂得做一个雇主?」李婉晶指,有权力就有操守,雇主除了准时发薪金,也需要有行为上的操守。

虽然透过访问,他们深切了解到外佣受到不同程度差劣的对待,但同时也有一些正面的例子。「有一个家庭十分清楚女佣所面对的处境,如女佣因戴了伊斯兰教的头巾而在餐厅中受到歧视,被指为恐布分子,雇主则会出面阻止这个情况。」艾浩家说。

角色转换 外佣也是人

《不是女僕》把收集得的一个个外佣独特的生命故事搬上舞台,真实的情节却夸张谐趣,渗露着不公义与悲哀。受法国作家尚惹内《女佣》的文本影响,《不是女僕》大玩角色转换,一开场会掷骰决定谁是雇主、谁是佣人,情况就如命运的玩弄,只是「识投胎」,出生地就决定了你的命运。

通过《不是女僕》艾浩家希望除了呈现议题,也可以把真实和细致地呈现外佣的性格和生活给观众,让观众明白外佣和他们一样,也是一个人。李婉晶则说,「如果雇主了解那个权力关系,可能有一些判断就不同了。」所以,演后会有座谈,让更多外佣与雇主清楚了解这个议题。李婉晶更希望《不是女僕》能让更多外佣与雇主看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