剧场与影像的碰撞 — 《山下的证词》

猜猜看,请说出《重庆森林》、《神探》、《三个绑匪七条心》到《志明与春娇》的共通点。答案是四套电影中均有南亚裔演员。

香港的流行文化中一直不乏南亚裔的身影,但形像单一:黑社会、色鬼及怪人,本地南亚少数族裔为主角的电影少之又少。纵然开埠初期已经有少数族裔在港定居:边境靠尼泊尔及巴基斯坦警员驻守,港大甚至由印度人成立。他们与香港历史密不可分,可惜其文化及人数都未能在社会构成巨大的能见度,根据人口普查,少数族裔占本地人口只有百分之八。 本地南亚裔与华人如同活在平行世界,河水不泛井水。因此,电影及电视很大呈度充当了华人的老师,形塑着他们对南亚裔的印象;因语言隔陔,这形象很可能连本地南亚裔也不自知。

《山下的证词》爬疏了多种视觉文化产物,由电影、广告、报纸到家庭照片,并将之拆解重组。观众被熟识的影像及音乐所撩动的回忆,与剧场上所见的画面形成落差。作品的拉力,体现在不同媒介的对碰、内容挪用与媒介互换之中, 这种媒介间的互文性(Intermediality) 成了作品的重要支架。作品使用简单的工具如手提电话、投影机甚至便利贴,去扭转影像或照片内容,概念上打破只有单一现实的幻象。

南亚裔亦非一个单一群体,族裔间语言及文化的差异,阶级分野及历史脉络各有不同,不只华人,连南亚裔本身都未能掌握这复杂状况。这个团队就如社会的缩影,各人所看到的现实有重叠之处,但更多是相反的。搜集到的资料中,并没有一个故事足以承载整个议题,反之是庞杂的访谈所引伸的副题愈来愈多。创作过程中由认识彼此,到认识自己,都不断在重组各自所认知的现实。作品无法涵盖少数族裔在港150 年的历史(才1.5 小时而已),更拒绝以刻版的文化及种族作身份的定义(南亚裔很会唱歌跳舞已被演员Kashif 打破,他在演出里一首歌也没唱);唯一能肯定是,人与人的距离还是很远。

当你看毕演出,走出牛棚时,请细心看看。